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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土字碑乌字碑与图们江出海口.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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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土字碑乌字碑与图们江出海口.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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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转载]土字碑、乌字碑与图们江出海口 1860年,俄国趁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烧毁圆明园、清咸丰帝出逃热河的机会,对留在北京的恭亲王进行敲诈勒索。俄国驻华公使伊格纳季耶夫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同意批准《瑷珲条约》,同意在东方沿乌苏里江直抵朝鲜边境划界、在西部沿着中国的常驻卡伦划界,并且必须同意开放与俄国的陆路贸易、允许俄国在喀什噶尔、库伦和齐齐哈尔开设领事馆。伊格纳季耶夫利诱和恐吓并施,一方面劝诱恭亲王说如果清朝政府批准这些条件,他就说服英法尽快从北京撤军;另一方面则威胁说如果中国拒绝这些要求,那么俄国很可能加入英法一方与中国作战。1860年10月27日,伊格纳季耶夫开始与清朝的全权大臣进行谈判,向后者提交了一份条约草案和一份东部边界线地图。11月14日,双方在北京礼部衙门签订了《关于确定俄中边界、外交往来程序和伊犁地区贸易的北京续增条约》,即《中俄北京条约》。俄国方面签字的是伊格纳季耶夫少将,中方签字的是恭亲王。这份条约确定了中俄东段边界的走向“从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汇合处起,沿阿穆尔河顺流而下,到该河与乌苏里江汇合处。阿穆尔河左岸(以北)土地属俄国,右岸(以南)到乌苏里江口的土地属中国”。接着,边界线“从乌苏里江口到兴凯湖,顺乌苏里江和松阿察河而行。该江和该河右(东)岸土地属俄国,左(西)岸属中国”。然后,边界线从松阿察河源头跨过兴凯湖,到白楞河,从该河口沿着山脊到瑚必图河口,再从此沿着珲春河和海之间的诸山到图们江。此处仍是以东土地属俄国、以西土地属中国。《北京条约》在地图上用红线标明了新的东部边界走向,并在边界线上以俄文字母А(阿)、Б(巴)、В(瓦)、Г(噶)、Д(达)、Е(耶)、Ж(热)、З(皆)、И(伊)、I(亦)、К(喀)、Л(拉)、М(玛)、Н(那)、О(倭)、П(帕)、Р(啦)、С(萨)、Т(土)、У(乌)共计二十个字母为界碑标记,标出边界线走向。1861年,中俄双方代表在兴凯湖畔举行勘界会议,并树立界碑。俄方的全权大臣是滨海省总督彼得卡扎克维奇海军少将和东西伯利亚部队总军需官康斯坦丁布达果斯基上校,清方全权大臣是仓场侍郎成琦和吉林将军景淳。由于清方代表的昏庸,加上烟瘾发作,立碑工作竟完全由俄国一手包办。其结果是,条约中规定的20块界碑仅树立了Е、И、К、Л、Н、О、П和Т共计8块,都是极其简陋的木制界牌。而且一些界碑又没有立在地图标定的位置上。比如“耶”字碑本应当立在乌苏里江与黑龙江汇合处、即哈巴罗夫斯克城西南之江嘴上,实际上却立到了哈巴罗夫斯克以南三十八俄里中方一侧江岸的窝家口屯。原立于兴凯湖及穆棱河流域之间分水岭平坡上的“拉”字碑,原在薛家房子附近,后来竟被俄国人移至大顶子南岗二里处,距原地北移了近十九华里(当地中国居民形象地将之称作“马拉界碑”)。再比如“土”字碑,按照条约应当立在距离图们江入海口二十华里的地方,但实际上却被俄国人立于距江口22俄里(约45华里)远的洋馆坪附近。 上图为中俄边界倭字碑,原位于黑龙江牡丹江市东宁县三岔口绥芬河南岸(庙沟滚兔岭),现作为文物移至牡丹江市内保存除此之外,《北京条约》规定中俄两国边界线从松阿察河河源横跨兴凯湖至“白楞河”河口,因此必须确定“白楞河”的方位,才能解决中俄在兴凯湖至瑚布图河口这一段的边界走向。但是成琦等人遍查吉林将军历年所绘地图,以及早年所存吉林地图,却只有“白珍河”,并无“白楞河”。即使根据伊格纳季耶夫交给恭亲王的地图,也只有一条位于兴凯湖西南的“白志河”。清朝谈判代表认为白志河即为白楞河,但是俄国代表卡札凯维奇却指鹿为马,一口咬定位于兴凯湖西北岸、已经被俄军占领的土尔河为白楞河,从而将兴凯湖的绝大部分湖面划入了俄国版图。1885年,清政府打算对波谢特湾部分海岸提出领土要求,以作为珲春-宁古塔地区的出海口,并切断俄国与朝鲜的陆上联系。与此同时,鉴于俄国方面在1861年勘界之后不断地越界设卡、蚕食中方土地,因此光绪帝指示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与俄国共同会勘兴凯湖、珲春河和图们江地区的中俄边界。经过谈判,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同意于1886年春季重新勘界,并且将原先的木制界牌换成石质界碑。中方的勘界代表为会办北洋事务大臣吴大澂和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俄方勘界委员会主席为滨海省省长兼司令巴拉诺夫少将。在这次共同勘界中,吴大澂发现了土字碑树立位置非当这一问题。他要求俄国人按照1861年勘界条约的内容,将“土”字碑立于距图们江口二十华里的地方,而巴拉诺夫强词夺理,竟然说“海口以内二十里是海水涨潮灌入之地,应当算作海的一部分”。吴大澂义正辞严地驳斥说“海口即江口,指海滩尽处而言”,俄方这才勉强同意将“土”字碑向江口方向又移动了10公里。在1886年6月19日,吴大澂与巴拉诺夫在沙草峰南麓十余里处树立了“土”字界碑。与此同时,俄方同意交出非法窃据的图们江东岸黑顶子地区。上图是位于图们江畔中朝俄三国国界交点上的土字碑,光绪十二年四月立。碑旁边界铁丝网呈锐角(而非直角)伸向江边,有中国边界至此顺江出海之势 1886年7月4日,吴大澂和巴拉诺夫分别在中俄《珲春东界约》上钤印画押,彼此互换。在随后的四个月里,吴大澂还依据《北京条约》条款规定,与俄国代表共同考察了土尔河口以南的中俄边界,将俄方偷移的“倭”、“那”、“拉”字等界碑挪回原处,并在边界上添立了“萨”字碑(吉林珲春市以东61公里处,马滴达乡东南)、“啦”字碑(珲春市东北约78公里处)和“怕”字碑(中俄边境与吉林珲春市和黑龙江东宁县行政界线交点上),并且在“土”字碑与“萨”字碑之间的边界上树立了十六处以土石墩和小石碑为标志的边界记号。此外,吴大澂还在珲春南边的长岭子中俄交界处添立铜柱,上面铭刻“疆域有表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反应了这位爱国政治家对沙俄随意移动界标、蚕食中国领土的忧虑心理。这段时间签署的六个勘界协议总称为《中俄查勘两国交界六段道路记》。1861年和1886年前后两次中俄勘界的记文和绘图都说明“国界线由(土字)界牌沿江通向海边”,即以图们江入海口的乌字牌应立位置为中俄东界的终点。在1861年中俄兴凯湖勘界会议所绘制的中俄东界地图上,标示边境的红线到“土”字碑为止,但是李鸿章在1886年给吴大澂的电文中特意提及到“图们江口之争,由于记文不明,乌字牌未立之故。盖图内红线专为陆路界限,其由江出口,以水为界,无须红线”,也就是说,中俄边界线在图们江入海处以上二十华里的“土”字碑地方紧靠图们江继续延伸下去,直至入海处左岸应当设“乌”字碑的地点为止。因此从法理上来讲,中国拥有从“土”字碑至入海口的图们江一半江面的主权,这一段的图们江是中国和朝鲜的界河,而不是朝鲜与俄国的界河。俄国人在1886年的谈判中回避了这一点,中方在1886年勘界中也未能令俄国当局同意设立“乌”字碑。不过,吴大澂鉴于图们江口已被俄国占据,要求俄方允许中国船只自由出入江口。经过交涉,俄国外交部最终答应给予中国船只从图们江入海的通行权,并将相关照会作为《珲春东界约》的附件,却闭口不谈“乌”字碑的设立和江面主权问题。此后半个世纪里,中国船只利用图们江出海权“跑崴子”(至海参崴和摩阔崴)经商贸易,出海捕鱼。民国初年珲春县城设有码头和海运公司。1938年苏联与日本因“张鼓峰事件”发生冲突,苏联封闭图们江出海口,中国失去图们江出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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