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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曹与建安文学.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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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津 师 范 大 学本科毕业论文简述建安文学的重要影响——曹植在建安时期诗歌文学中的地位与影响学 院:文学院学生姓名:顾萌学 号:1330010193专 业:汉语言文学年 级:2013级完成日期:2016年4月6日指导教师:马萌简述建安文学的重要影响——曹植在建安时期诗歌文学中的地位与影响 摘要:首先浅析建安文学的风格特征,即“建安风骨”的释义,然后简述建安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分为以曹操为代表的第一阶段、以曹丕及邺下文人集团为代表的第二阶段、以曹植为代表的第三阶段,分析其各自的特点、代表人物以及文学影响。在三个阶段中重点考量曹植所处的第三阶段,将曹植诗作具体按内容划分为5种类型,分为公宴诗、酬答诗、拟作诗、纪丧乱诗、抒怀言志诗,分别举例鉴赏曹植这五类诗的文学成就,最后论述为何曹植成为建安文学之冠冕,曹植在建安诗歌文学系统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对后世文学创作活动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建安文学;建安风骨;曹植;三曹 Lu Xun’s Father Complex(Times New Roman,三号,居中)(空一行)Abstract:(Times New Roman,小四,加粗)Lu Xun’s childhood experience……(Times New Roman 小四)(空一行)Key words:(Times New Roman,小四,加粗)Father complex;Forget;Passing(Times New Roman 小四)注明:中文摘要用中文标点,英文摘要用英文标点目 录 一、 “汉魏风骨,晋宋莫传”………………………………………………………………1二、建安文学的发展阶段……………………………………………………………………1(一)、以曹操为代表的第一阶段…………………………………………………………2(二)、以曹丕及邺下文人集团为代表的第二阶段………………………………………2(三)、以曹植为代表的第三阶段…………………………………………………………3三、曹植对建安诗歌文学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7(一)在文学的艺术性方面…………………………………………………………………7(二)在文学的社会价值方面………………………………………………………………8四、结语……………………………………………………………………………………8参考文献……………………………………………………………………………………9研究综述……………………………………………………………………………………10研究资料索引………………………………………………………………………………15一、“汉魏风骨,晋宋莫传”“建安”为东汉末年献帝第五个年号,自公元196年-公元220年,时值乱世,群雄割据,雄才辈出,在破坏与重建的时代中,这也是我国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这样描述当时文坛的盛况: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曹操)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曹丕)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曹植)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王粲)委质于汉南,孔璋(陈琳)归命于河北,伟长(徐干)从宦于青土,公干(刘桢)徇质于海隅;德琏(应玚)综其斐然之思;元瑜(阮瑀)展其翩翩之乐。文蔚(路粹)、休伯(繁钦)之俦,于叔(邯郸淳)、德祖(杨修)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又及“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宋代范温《潜溪诗眼》中说,“建安诗辩而不华,质而不俚,风调高雅,格力遒壮。……最为近古者也。”李白诗作“蓬莱文章建安骨”,后世称建安时期文学为“建安风骨”。“‘风’是指作品有充实的内容和真实的感情,‘骨’是指作品刚健有力的语言风格。建安文学大都具有这两方面的特征。”李宝均:《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学》,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第3页。在这熠熠生辉的文学盛世中,明代钟嵘赞誉曹植“为建安之杰”“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也”,曹植在建安文学中扮演着独一无二的角色。二、建安文学的发展阶段文学的发展,必与时代的潮流相契合。建安时期正值东汉末年,董卓篡权、黄巾起义、群雄割据、朝堂衰落,大一统政权名存实亡,生于乱世的文人墨客一腔报国之心、济世之怀,满怀政治抱负,曹操言“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丕言“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曹植意愿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随着东汉政权的衰亡,汉代官学崩溃,经学思潮也逐步衰落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61页,“两汉经学之盛,初本皆在官学。官学掌之博士,博士传诸太学诸生,及桓、灵之间,党议祸起,太学首离其难, 所诛党人, 十九皆太学生也。 官学之徒,一时几尽。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或隐居乡里,闭门授徒。 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 天下分崩, 人怀苟且, 纲纪既衰, 儒道尤甚。”。汉朝奉儒学为经典、不可更改。因此汉代只有“诗经学”,而无“诗学”。自曹操始,建安诗歌打破了儒家经学的禁锢,使用诗歌抒怀言志,开始了诗歌的自觉创作。鲁迅称曹操为“改造诗歌的祖师”,称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建安时期可说是中国古代文学从不自觉到自觉创作过渡的时期。随历史年代、地域背景、作家作品的特征和影响的不同,建安时期文学发展的风格以及文学的社会价值都具有阶段性,我们将它分为三个阶段。(一)、以曹操为代表的第一阶段曹操沿用乐府旧题,抒胸怀壮志、叙现世新事,这是从前从没有过的,是对诗歌一次创造性的革新,也是诗歌自觉性发展的第一步。据说《薤露行》与《蒿里行》两首,就去原用于送葬哀思,曹操所新作则是借古题写新事,记叙何进、董卓之乱与军阀兴兵的重大事件,钟惺的《古诗归》将两者并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步出夏门行》原多是叹人生无常或求仙问道,但曹操用于写北征途中的壮阔景象,著成《观沧海》等千古名篇。鲁迅先生评价曹操文章力畅清峻、通脱。曹操的文章如燕赵暮将,气势宏大、厚重、深沉,其中包含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在诗文中寄予了自己对世人的感慨与自己的宏图伟志。应是刘勰所言“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的最佳典范。(二)、以曹丕及邺下文人集团为代表的第二阶段曹操广纳贤士,幕下也招揽了许多文人,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除孔融外其余皆是曹操属下。曹操将政治中心迁于邺城之后,文人生活相对安定的同时,又处于战乱、灾荒、时局动荡、民不聊生的社会大背景下,这一时期形成了以曹丕等邺下文人集团为代表的建安文学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的诗歌作品一部分是如曹丕的《黎阳作》、《董逃行》、《至广陵马上作》等的从军途中作诗,“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将怀暴怒,胆气正纵横”描写宏大的战争场面和动荡的社会现实的纪事诗。但大多为“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文心雕龙明诗》)的“文士气”诗歌作品。以最负盛名的曹丕的《燕歌行》为代表的思妇诗和游子诗,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将乐府民歌风调与“文士气”和谐的融合,语言逐渐转向工丽,诗作的艺术性得以加强,则是建安时期诗歌文人化的表现。清代学者沈德潜认为曹丕具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古诗源》卷五)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理论,被认为是文学走向自觉时代的标志。王巍:《曹操曹丕曹植》,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第74页。《典论论文》中还将文体分为四科八类,这不仅是中国古代第一次论述文体,也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文体论”,最重要的,其中提出的“诗赋欲丽”的文学主张,更是打破传统儒家思想文学要教化、讲伦理的束缚,着重于文学的艺术性,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文学自觉地重要理论表征。曹丕对后世文学的另一重大影响,就是提升了文学的社会价值。汉代辞赋常被看作是“童子雕虫篆刻”的小技,“壮夫不为”(《法言吾子》扬雄),而曹丕却不认同,提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更有甚言,“人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与王朗书》)。除立德扬名者可以不朽,其次就是著篇章的辞赋作家。曹丕以文帝之尊,将文学置诸如此高的位置,其对后世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三)、以曹植为代表的第三阶段即使在众多的同时代的文学大家中,曹植也可说是最负盛名的作家,“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同年代的邯郸淳“叹植之才,谓之天人”;丁翼称其“博学渊识,文章绝伦”;后世如谢灵运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钟嵘赞其“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 (《诗品》);《世说新语》谓其“七步成章,世目如绣虎”,可见其天造之才。曹植的文学创作因其生平遭遇与生活境况可分为两个阶段,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指出,前期曹植为曹氏公子,贵族纵放,无忧无虑,作品的情调或从容不迫,或少年意气,后期则境况急转直下,被迫名号几易,数迁贫瘠之地,饱尝穷困、流离之苦,又遭诽谤之名,胸有壮志而难受重用,再无欢愉,只剩哀愁之音,文笔苍劲内敛。1.公宴诗建安二十五年(220)年之前,曹植的日常生活基本都在邺城,邺城“俊下云蒸”,曹丕、曹植兄弟蔚为邺下文人的核心,这一时期的曹植创作,可以归为建安文学的第二阶段,宴饮欢乐、公子贵游,如《名都篇》、《斗鸡》、《公宴》、《侍太子坐》、《箜篌引》等公宴诗,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描写贵族纵放生活,有时夹杂一些人生思考与少年志气。如《名都篇》: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驰骋未能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臇胎鰕,寒鳖炙熊蹯。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连翩击踘壤,巧捷惟万端。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 诗作写京洛少年斗鸡走马、射猎追兔的热烈无忧的生活,极尽夸饰之能,场面宏大。气氛热烈。“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二句,也体现出作者对于逝者不可追的人生思考。2.酬答诗与邺下文人的交流酬答之作,也是此时曹植诗作的一大主题。这类诗主要抒写友情,是邺下文人生活与曹植人际关系的重要参考,在一些诗作中也可见曹植思想追求与真情实感。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聊且夜行游,游彼双阙间。文昌郁云兴,迎风高中天。春鸠鸣飞栋,流猋激棂轩。顾念蓬室士,贫贱诚可怜。薇藿弗充虚,皮褐犹不全。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弹冠俟知己,知己谁不然?良田无晚岁,膏泽多丰年。亮怀玙璠美,积久德愈宣。亲交义在敦,申章复何言!——《赠徐干》史载徐干:“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魏志本传》)曹植在本诗中对徐干有德行、有才干却不得意的生活境况表现了同情,同时,也以朋友的身份表达了对徐干的鼓励、安慰和赞扬,清诗论家陈祚明称赞:“友谊真至。‘知己谁不然’,亦寓不试之感。‘良田’以下,慰勉有古风。”(《采菽堂古诗选》)与此同类的酬答诗还有《赠丁仪》、《赠王粲》、《送应氏》(之二)等。3.拟作诗曹植在建安时期也有许多拟作诗,《弃妇篇》就是其中一佳作。曹植拟一妇女,因无字而辗转忐忑、遭夫家抛弃的哭诉。“《玉台新咏》云:‘王宋者,平虏将军刘勋妻也,入门二十余年,后勋悦山阳司马氏女,以宋无子,出之。’子桓、王粲、子健,俱有《出妇赋》,子健又有《弃妇篇》,皆为刘勋妻王氏而作也(《曹集考异》)。”曹植以前庭石榴树作比,“丹华石不成”,并以翠鸟悲鸣烘托气氛,实为“有子月经天,无子若流星”的女子命运鸣不平,设喻自然,构思巧妙。在汉末封建思想下,曹植能够关注到那个时代女子命运的不幸,应当说本诗思想意义更高于其文学意义。4.纪丧乱诗所谓“建安风骨的灵魂——深刻反映社会现实和尽情抒吐个人情怀”钟优民:《曹植新探》,黄山书社,1984年版,第272页。,其中最优秀的当属曹植之文。《泰山梁甫行》与《送应氏》(之一)使后人得见与协伴同游的贵族少年所不同的另一个曹植。《泰山梁甫行》: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以白描的手法写出海边民寄身于草野,行如禽兽的贫困艰苦生活,没有太多赘述却更体现出民之多艰,体现出战乱给百姓所带来的灾难,读之触目惊心。《送应氏》(其一):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三国志魏书董卓传》:“后汉初平元年二月,董卓徙献帝都长安,纵兵焚烧洛阳宫殿。”曹植建安十六年随父西征过洛阳,昔日京都残破不堪,满目荒残破败,人民不得已飘零异乡,无处可归,既写出了底层人民的困苦,也写出了战乱对人民的莫大伤害,既体现了社会动乱的现实问题,也表现了曹植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对灾难人民的同情,正契合建安文学“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的风格特点。5.抒怀言志诗自曹操始,诗歌开始用来咏志抒怀,曹植因其特别的生活经历与极高的文学素养,使其抒怀言志诗拥有极高的成就。前期文学创作中,曹植的《白马篇》最为著名。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诗中不仅极大的赞扬了满腔壮志豪情、身死为国的勇士,字里行间我们还可以看到曹植十分推崇这样的英雄,并憧憬这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行为。《乐府正义》中评:“篇中所言捐躯赴难,视死如归,亦子健素志,非泛述矣。”此篇实为曹植寄托自己保家卫国、驰骋疆场的梦想与志向所作,借赞游侠以寓己志。建安二十五年,曹植夺位失败,曹丕即位称帝,自此以后曹植的境遇每况愈下,先是曹植亲信与好友借故接连被杀,又被监视行径,后又连遭诬陷、贬谪、削爵,《野田黄雀行》正是作于此时,抒写朋友身陷囹圄,不仅无法相救,自己也自身难保的悲愤与沉痛之心。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此诗以鹞鹰比喻残暴不善的上位者,以雀比喻弱小无法自救的友人,“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少年就是曹植自己了,曹植见友人落难悲从中来,这悲,一则应是悲友人的处境,二则应是悲“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此时“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二句,也只能是作者的美好幻想了,现实中万难实现。联想至此,可见作者悲愤之情寓于笔墨。《赠白马王彪》则是曹植处于极度被欺凌、被压抑、迫害的处境,激愤而起的呐喊。谒帝承明庐,逝将归旧疆。清晨发皇邑,日夕过首阳。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泛舟越洪涛,怨彼东路长。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太谷何寥廓,山树郁苍苍。霖雨泥我涂,流潦浩纵横。中逵绝无轨,改辙登高冈。修坂造云日,我马玄以黄。玄黄犹能进,我思郁以纡。郁纡将何念?亲爱在离居。本图相与偕,中更不克俱。鸱枭鸣衡扼,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欲还绝无蹊,揽辔止踟蹰。踟蹰亦何留?相思无终极。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感物伤我怀,抚心常太息。太息将何为?天命与我违。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存者忽复过,亡没身自衰。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唶令心悲。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收泪即长路,援笔从此辞。“泛舟越洪涛,怨彼东路长。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第一章描写晋谒君主后要离开洛阳的依依不舍之情。“霖雨泥我涂,流潦浩纵横。中逵绝无轨,改辙登高冈。”第二章言行路艰难,跋山涉水路程遥远之苦。“郁纡将何念?亲爱在离居。”“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第三章则言,将与亲爱之人离别,这如何能不使人忧郁。兄弟间反而不能亲近,都是因小人进谗言。“感物伤我怀,抚心常太息。”第四章萧索之景,感物伤怀,叹离别之情。“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存者忽复过,亡没身自衰。”第五章悲兄弟之死,生死两隔,哀叹人生无常。“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第六章笔锋一转,宽慰曹彪在远亦亲,以宽慰自己,但又言怎能不悲伤。“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第七章述人生短促,后会无期,望彼此珍重,与兄离别。全诗辞真意切,抒骨肉相残之痛,离别不见之悲,人生无常之念,读来使人与之同悲,与之同愤。孟子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曹植的诗文成就一部分归功于天造之才,另一部分则可以说是生于忧患困顿之时,虽然“形同圈牢之养物”,但越是穷困受迫,壮志难酬,文章越是清峻,难掩光霞。曹植创作后半期常见这种抒情言志诗,如《盘石篇》、《圣皇篇》、《吁嗟篇》等等,可说是曹植诗歌的集大成者,对后世影响深远,“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三、曹植对建安诗歌文学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一)、在文学的艺术性方面历经曹操、曹丕等人的发展,建安文学到曹植这里发展至大盛,在文学的艺术性方面:1.由乐府旧题转变为自立新题曹操以旧题赋新词,到了曹丕这时,则将乐府旧题转变为自立新题,如《野田黄雀行》、《杂诗》(南国有佳人)就是曹植自命新题之作。据统计,曹植留存至今的诗歌作品总计九十篇左右,其中拟乐府诗和直接命题诗各占半数。2.注重诗歌的艺术性东汉文人诗歌创作的审美范式是“质木无文”,但曹植高度重视诗歌的艺术性,语句讲究对仗、辞藻、炼字,章法结构也要具有艺术效果,整体给人以华美工整,凝练细致之感。3.由不自觉向文学自觉的转变不平则鸣,“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荆谭唱和诗序》韩愈)文章大作,常常发于草野不得意之时,志得意满之人,没有备受排挤压抑的切肤之痛,没有真情实意的激愤悲苦,难以写出愤慨之音,千古之响。这就是曹植能够在创作上获称建安文学之冠的原因吧。曹植近乎囚徒的困顿生活,强化了他的自我意识,创作中增加关注个人命运的诗歌内容,抒发自己的政治压抑和生命忧思。曹植的此类创作代表中古诗歌文人化过程的完成,是古代文学由不自觉向自觉创作转变的完成。(二)、在文学的社会价值方面曹植的诗歌作品寄情以真情实感,将诗歌创作作为平衡内心矛盾与社会现实的手段,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人生苦闷,实现个人心灵的对话,对后世文学创作活动提供了很好的典范,具有深远的意义及影响。四、结语曹植是建安诗人的杰出代表,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是后世文士竞相效仿的“建安风骨”承袭者,但他的文学风格亦有曹操、曹丕的前路探索和铺垫,建安文学一脉相承,曹操破除旧的传统,开创了新的诗歌格局,曹丕承前启后,将文学创作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曹植集建安文学风格之大成,发展了新的文学创作风格。建安文学延续古者,启发来者,影响千古,功莫大焉。参考文献:[1]李宝均:《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学》,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2]吴怀东:《三曹与魏晋文学研究》,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3]王巍:《曹操曹丕曹植》,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4]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5]钟优民:《曹植新探》,黄山书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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