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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管理事务的专业性与院校研究的制度化.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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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管理事务的专业性与院校研究的制 度化 王建华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南京师范大学立德树人 协同创新中心 摘 要: 伴随高等教育系统规模的不断增大, 其复杂性也不断增加, 高校管理事务的专 业化水平对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提升。 无论是完善中国特色的现 代大学制度还是实现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都要以院校内部管理 的专业化和科学化为基础。 而要实现院校内部管理的专业化和科学化, 必须依托 制度化的院校研究。 唯有通过制度化的院校研究才能将管理科学的最新成果与高 等教育理论有机结合起来, 在遵循高等教育普遍规律的基础上努力探索大学治 道变革的具体路径, 以最终实现高校的善治和高等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 关键词: 高校管理事务; 专业性; 院校研究; 制度化; 作者简介:王建华, 教授、博导, 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15YJA880066) Professionalism of management in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WANG Jianhua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of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scale as well as its complexity,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level of management in universitie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for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Both the perfection of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university governing system and ability should be based on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scientization of internal management in universities.Furthermore, the realization of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scientization of internal management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must rely on the institutionalized institution research.Therefore, the only feasible way is to combine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of management science with higher education theories through institutionalized institution research and explore the exact path of university management reform on the basis of following the universal rul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reasonable governance of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end. Keyword: higher education affairs; professionalism; institutional research; institutionalization; 经过多年“院校研究”研究的启蒙, 学界对于院校研究在完善高校内部管理事 务上的重要性已有基本共识, 正尝试推动“院校研究中国化”从“学界议题” 向“管理实践”转变。 但事实上, 现有体制下院校研究在高校内部生存和发展的 制度空间依然有限。院校研究机构和人员在高校内部管理事务中能否发挥作用、 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学校领导的意愿, 制度性保障还不 够完善。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政府主管部门和学校领导对于高等教育事务专业性 的认识仍落后于高等教育实践的发展。“在 21世纪来临之际, 教育费了九牛二 虎之劲才被拖入20 世纪。曾经在20世纪早期促使医药、农业、交通和技术等领 域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科学革命与教育领域擦肩而过。 在教育领域所取得的成果 之应用仍然很盲目, 只有极少情况下人们才会注重证据, 并只有碰巧与当前的 教育或政治趋势相符合时才会如此。”[1]当前伴随高等教育系统从精英化向大 众化、普及化的转型, 高等教育事务的复杂性和专业性日益凸显。 在高等教育规模不断增大、 系统复杂性不断增加的背景下, 对于高校内部事务的 管理仅靠行政部门的旧传统或官僚系统的老办法, 已不足以应对层出不穷的新 问题。和精英化高等教育阶段不同, 在高等教育从大众化迈向普及化的进程中,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不仅要有一流的师资、 一流的生源, 更需要有一流 的管理。 在高校内部, 所谓“一流的管理”就意味着管理基于科学的证据而非基 于个人的经验。 换言之, 一流的管理就是要尊重高校管理事务的专业性和教育的 规律, 领导在做任何重要决策时都要确保政策研究先行, 而非在会议讨论时 “某个领导说了算”或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 作为高校管理决策的智力支持 系统, 为支持高校管理部门实现“研究高校, 管好高校”, 院校研究机构必须 制度化, 院校研究人员必须专业化。 一、高校管理事务的专业性及其问题 一般而言, 高等教育事务涉及三个方面, 即教育事务、研究事务、管理事务。教 育事务主要关注高校的人才如何培养、 高深知识如何传播, 即如何通过教育让人 成为人;研究事务则关注知识如何分类、学科如何设置, 即高深专门知识如何生 产与应用;管理事务涉及高校的组织结构、权力运行机制、治理体系等。沿袭学 科的传统与知识生产的惯习, 当前在高等教育学的名义下, 高校的教育事务、 研 究事务与管理事务都得到了相对专门的研究, 并初步形成了知识体系, 但一直 无法导向成功的管理行为。 究其根本, 学科模式的研究多倾向于探索某种普遍的 理论或规律, 对于高校内部具体的管理事务通常无法直接触及。 “有价值的理论 既不可能完美无缺 (因此貌似天衣无缝、不容置疑) , 也不会仅仅事后聪明或用 途寥寥。 相反, 它不仅为了衔接社会宏大结构和日常生活而接纳精密复杂的描述, 也力图用理论来衔接局部行为和普遍的社会制约。有价值的理论另一个特征是, 它提出的理论建议必须能够付诸实施;此外, 这些理论的立场还应当体现理论的 价值观和终极目标。 最后, 对社会发展有益的理论应当能够阐明哪些措施是可以 直接采取的。 有用的理论首要目的不是对概念精雕细刻, 而是导向成功的政治作 为。 ”[2]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为满足高校内部管理事务的专业性的需要, 致 力于探究对高校发展有益的理论和弥补高等教育研究学科范式的可能不足, 源 于美国的院校研究范式被引入我国高校, 并逐渐从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变。 与高 等教育学追求学科理论体系的完备不同, 院校研究的使命和目的就是为高校管 理决策服务, 致力于高校管理的科学化。 经过多年的努力, 当前院校研究在我国 高校已逐步扎下了根, 并蓬勃发展。 应该说, 伴随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增大 和高等教育战略地位的不断提升, 从长远来看, 院校研究在我国的前景是光明 的, 但就眼前来说, 现状却并不容乐观。究其原因, 其主要是由于现有体制下, 高校管理事务的专业性仍被忽视, 至少是重视不够。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专业化。 所谓专业化就意味着相关事务的处理已超 越个人日常经验的范畴, 需要以高深专门知识为基础, 通过相当长时间的专业 训练方能胜任。 为了适应现代社会专业分工的需要, 现代大学中专业教育十分繁 荣。 有趣的是, 现代大学以知识分化为基础, 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了大量专业人 才, 促进了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但高等教育事务, 尤其是高校内部管理事 务的专业性却长期遭到忽视。 “人们常常指责大学对一切都进行研究, 但就是不 研究它们自己;同时人们公开地指责它们准备对一切进行改革, 而不去准备改革 它们自己”[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为了适应高等教育管理专业化的需要, 其大学开始“研究它们自己”, 并“准备改革它们自己”, 院校研究作为高等 教育研究的一个特殊范式随之蓬勃发展。在我国, 20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学以满足高校师资培训而非高校管理专业化的需要为契机获得了最初的合法性。 尽管 中美高等教育研究的滥觞其缘由略有不同, 但初心无疑是一样的, 即高等教育 事务具有专业性, 需要科学研究, 不能任其自然。 波斯特 (Robert Post) 为深入探讨“民主、专业知识与学术自由”的关系曾详 细区分过民主正当和民主胜任。 “民主正当要求以平等和宽容来对待所有人的言 论。民主胜任却要求言论必须服从于区分好坏的学科性权威。”[4]基于民主胜 任的原则, 高校内部管理不是一个适合实施简单民主管理的地方, 政治领域象 征民主的一人一票原则在高校管理事务上可能是一种灾难。 当前我国在建立中国 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过程中将民主正当而非民主胜任作为首要价值, 倡导以少数 服从多数为特征的“民主管理”, 可能会有违大学的本质和管理的专业性。 现代 大学里, 无论是学术事务还是行政事务, 其管理都应将“胜任力”作为首要价 值, 学术管理强调专业精神, 行政管理则力求职业化。 如果以民主正当作为理由 或原则, 凡重大决策均以委员会形式投票, 少数服从多数, 那只能表明大学的 管理层不具备足够的胜任力。 大学是专业性组织, 重大决策需要成立委员会以备 咨询是惯例, 但委员会一定要是专业委员会, 不能是“大杂烩”。 只有当委员会 的每一位委员在专业上都足以胜任委员会肩负的决策任务时, 委员会的决策才 有可能成功。 专业性的委员会无须常设, 可以根据需要由相应学科的专家或权威 临时组建, 事毕即可宣告解散。近年来, 在我国伴随大学章程和《高等学校学术 委员会规程》 的出台, 很多大学成立了各种形式的学术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 但 委员会的设立往往强调代表性, 忽视专业性。 其结果是, 在少数服从多数的议事 原则下, 各种委员会不过是为学校政策或领导决策“背书”的一个象征性工具, 对于高校管理实现科学决策的帮助不大。 当前在我国由于大学校长没有职业化, 高校职能部门的管理人员也没有专业化, 高校的管理事务仍停留在“人治”阶段, 凡遇改革各高校之间会通过调研的方 式相互学习并模仿, 最终高校内部管理长期在低水平徘徊, 乃至“一流的学生, 二流的师资, 三流的管理”经常成为很多学生对自己母校的公开调侃。 这种状况 的出现并非是因为我们对高校管理事务专业性的认识不够, 也并非学校管理部 门与相关研究者的信息不对称, 而主要是由于体制的原因, 当事人习惯于因循 守旧, 唯政府之命是从, 基于经验进行管理。 高校管理中许多明显不合理的制度 依然长期存在。 究其根本在于, 大学的特殊性和管理事务的专业性没有得到尊重, 行政化的思维导致高校官场化, 学校领导的个人意志或行政经验而非高校管理 的专业知识一直主导着高校的运行与发展;学校办得好坏有时全靠运气或只能交 给命运 (看能否遇到一位好校长或好书记) 。高校领导 (校长、书记) 的官员身 份、行政级别使得教育家的成长空间过度狭窄;以校长、书记的行政级别为参照, 高校内部管理机构和人员同样受制于行政级别的控制, 专业发展的空间受限。 其 结果是, 我们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系统, 但真正意义上的教育 家和高等教育管理专家却寥寥无几。在现有体制下, “稳定压倒一切”, 主动变 革的成本和代价过高。 在组织技术层面上, 政府优先考虑的是如何便于“控制” 大学的办学方向, 而不是如何办好大学;以政府的政策或国家的意志为指挥棒, 大学越符合预期可能就越远离大学自身的理想。尤其严重的是, 在计划体制下, 政府越强势, 大学越逢迎;大学越逢迎, 政府越自信。最终, 根据政府文件而非 高等教育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研究成果办学成了大学理性的选择。 未来如果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计划思维和行政化体制不改, 如果仍旧由政府主导高校的改革, 那 么高校管理事务就没有专业性可言, 所谓高校管理事务不过就是根据文件精神, 完成政府主管部门或学校领导布置的任务而已。 二、院校研究的制度化及其问题 科学研究本身是学者的事情, 但科学研究的成果要发挥作用则需要制度保障。 近 代科学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科学不再是个人的“闲逸好奇”, 而是成了一 种高度制度化的社会建制。19世纪以来, 人类在知识的各个领域之所以能够取 得突飞猛进, 也主要得益于学科制度的建立, 即将不同知识分支以学科的名义 固定下来, 并加以制度化。就学科的发展而言, 其制度化主要包括设立讲座、建 立系科、开设课程、培养人才、发行期刊、成立学会等一系列要件。概言之, 所 谓学科制度化, 即一门知识性的学科在大学内部获得固定的系科建制和经费支 持, 并成为高深知识生产、传播与应用的制度性场所。通常来说, 与制度化的学 科不同, 院校研究不是一门学科, 甚至也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科学研究, 院校研 究的目的不是要探索院校发展的普遍规律或建构宏大的院校发展理论, 院校研 究的使命接近于智库的政策研究, 它的使命和目的只是为所在高校的管理事务 提供切实可行的操作性方案。 换言之, 院校研究关注的是院校的特殊性而非普遍 性。如有学者所言:“大学和学院应当利用各种培训机会或者在校内建立自己的 小规模的‘兰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 , 研究什么是学校最好的组织方式, 什么是学术发展的最优途径以及如何管理非营利组织。”[5] 在院校研究的发源地美国, 院校研究基本是制度化的, 即在组织架构上将院校 研究机构作为高校管理事务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配有专职的研究人员和明确 的角色定位。 相比之下, 我国院校研究的发展尚处在学习或模仿阶段, 距离真正 意义上的制度化尚有不小差距。 经过最近十多年的努力, 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中 关于“院校研究”的研究已积累了丰富成果, 院校研究组织也成功将“院校研 究”的理念和机构引入我国高校, 并在部分高校管理实践中引起了较大反响。 但 值得注意的是, 在“院校研究”研究之后, 由于受到高等教育体制以及学科制 度两方面的影响, 我国院校研究的制度化似乎走向了“歧途”。 一方面由于我国 选择以学科模式来建构高等教育研究, 高等教育学成为高等教育研究者主要的 身份认同。 在此背景下, 院校研究迅速被吸纳为了高等教育学的一个新领域, 院 校研究人员大多接受的是高等教育学的学科规训, 对于高校管理的具体事务缺 乏了解, 对于院校研究的方法与技术也不熟悉, 难以胜任院校政策研究。 另一方 面虽然部分高校建立了专门的院校研究机构, 但由于高校现有的决策机制没有 为院校研究人员的参与决策预留相应的制度空间, 院校研究机构和人员与所在 高校管理事务的联系并不紧密。 相反, 在职称晋升和专业发展的压力下, 院校研 究机构和人员仍大多倾向于从事传统的高等教育研究, 即以院校研究作为专业 领域来发表高等教育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 而非为所在高校提供具有针对性的 政策研究成果。 当前在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以及实现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进程中, 从政府到高校对于院校研究的重要性还都缺乏清晰的认识, 对 高校管理事务的专业性也缺乏必要的尊重。 围绕着大学治理, 很多改革为改革而改革, 既不符合高等教育的规律, 也不符合改革自身的逻辑。“作为一个系列, 这些改革议程被一种或许可以称作‘管理主义的焦虑’的东西所驱动, 这是这 样一种信念, 即认为教育的核心问题可以通过改变教育系统的组织和管理, 从 而使之与一整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原则相一致的办法来加以解决。”[6]事 实上, 每一所高校都是不一样的, 绝没有“包治百病”的改革“良药”。 真正有 效的改革必须基于院校的实际。 而改革要做到从院校实际出发就必须重视院校研 究工作。 但现有内部管理体制下, 在我国高校院校研究及其成果更多被作为一种 装饰性存在, 其作用的发挥一定程度上还主要取决于领导者个人的开明与否甚 至是私人关系, 制度性保障不够完善。 实践中由于院校研究机构和人员缺乏独立 性, 对于行政权力的人身依附和部门依附较为明显, 院校研究的象征性可能远 大于实用性。 当然, 客观来看, 作为一种“舶来品”, 院校研究在我国高等教育 领域,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全凭学界自身的努力, 能有现在这样的成就已经不 易。 展望未来, 在推进“院校研究中国化”的进程中, 加强院校研究顶层设计和 制度建设是重中之重, 院校研究机构唯有作为院校的政策机构, 院校研究人员 只有成为院校政策研究的专业研究者, 才有可能真正提升我国高校管理事务的 专业化水平。 三、院校研究制度化的路径选择 现代社会教育地位的提升既给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也使高等教 育的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当前无论是政府还是非政府部门都倾向于要求大学及 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去解决那些个人、 家庭和其他机构不会解决或解决不了的社会 的、政治的或经济的问题。关于高等教育的改革也被视为达成经济复苏、文化转 型与国家稳定的机制[7]。由于高等教育自身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高等教育事务 的专业性必须得到尊重。 只有充分地尊重高等教育事务的专业性, 高校内部管理 的科学化和高等教育自身的科学发展才能有所保障。 实践中高等教育事务的专业 性决定了高校管理事务的专业性, 高校管理事务的专业性奠定了院校研究的合 法性, 而制度化的院校研究可以为高校的专业化管理提供科学证据。 历史和现实 告诉我们, 无论办好大学还是管好大学, 除了重视, 还需要懂得。 实践中, 领导 重视高等教育相对容易, 真正懂得高等教育及其管理却比较难。洪堡 (Wilhelm von Humboldt) 的成功就在于, 他不仅重视“教育”, 更重要的是他懂得“教 育”;后世的行政官僚以及大学校长“重视”高等教育的可能不乏其人, 但真正 “懂得”高等教育的却凤毛麟角。 如果“不懂”而又“重视”有时可能比“不重 视”还要糟糕[8]。那么, 谁会懂得, 如何才能懂得高等教育以及高校内部管理 呢?若说高校管理层懂得或不懂高等教育事务, 不尽然;若说高等教育研究者或 院校研究者懂得或不懂得高等教育事务, 也不尽然。 目前的麻烦在于, 管理者先 入为主地认为, 研究者的研究大多理论脱离实践;研究者则反唇相讥, 管理者的 管理是实践脱离理论。但事实上,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的程度, 总是取决于 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理论需要是否会直接成为实践的需要呢?光是 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 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9]。 实事求是地讲, 对于高等教育事务, 包括高校内部管理事务, 没有谁全懂, 也没有谁全不懂。 管 理者和研究者可能都会掌握部分真理。在追求和实现高校管理决策科学化、民主 化的过程中, 行政部门与学术人员需要共同创造而非相互孤立。 如果我们抱着一种简单化的线性思维, 想当然地以为因为我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实践或因为我从 事高等教育研究或院校研究, 所以我就理所当然地懂得高等教育事务, 那可能 就大错特错了。 无论是理论研究者还是实践管理者, 在高校内部管理事务上, 意识到自己的无 知可能远比强调自己专业更加重要。 实践中只有首先承认自己的无知, 事情才有 可以改进的空间, 研究才有趋于科学的可能。 如果管理者认为自己掌握了全部真 理, 那么独断专行与肆意蛮干将在所难免。 如果研究者认为自己掌握了全部真理, 那么“乌托邦”将成为大学的一种理想。 事实上, 无论理论研究者还是实践管理 者, 失意侘傺与崇拜成功、 权力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10]。 无论何时, 无论何事, 我们都需要警惕两种心态:对于高校领导层, 要切忌权力遮眼, 失去科学理性, 总觉得自己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对于院校研究者, 切忌以上帝的视角审视一切, 俯瞰众生, 觉得自己怀才不遇、牢骚满腹。对于高校内部的管理事务, 管理层和 院校研究者都要勇于承认自己可能的“无知”, 并对院校研究结果充满信心。 科 学决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 凡事都应遵循科学理性进行“研究”, 而不是基 于权力的勾兑私下里“研究研究”。 作为院校研究的组织者, 对于院校研究的真 谛要有科学的把握, 对于院校研究的应用取向以及发展阶段与趋势应有清醒的 认识, 并能够审时度势, 在相关基础研究完成以后, 在“院校研究”研究的 “启蒙”目的实现以后, 大力推进院校研究的制度化以保障院校研究成果在我 国高等学校管理实践中的应用。 当然, 院校研究制度化的实现并非院校研究者或 院校研究组织者自己可以决定, 而是取决于诸多外部条件。 第一, 政府决策应不断民主化、科学化。现行体制下高校与政府间存在高度的同 构性 (职能同构、利益同构、结构同构) 。政府的决策是否科学、民主直接决定 了高校内部的决策是否科学、民主。如果高校内部缺乏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需 求, 院校研究的制度化将失去驱动力。 长期以来, 在科层模式下, 政府的决策多 是“一把手”说了算, 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意识不强。近年来, 在加快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 随着各种新型智库的建立, 政府决策的 科学化、民主化逐渐从理性诉求转为实践。近年来, 伴随着政府决策的改革, 高 校内部的决策体制也在变化。在很多高校随着《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的施 行, 以民主管理为核心的学术治理体系逐渐建立。 在此背景下, 高校行政管理如 何以院校研究为基础加快推进科学决策就成为当务之急。 第二, 在高校内部决策趋于科学化、 民主化的背景下, 我们应积极推进大学校长 的职业化或去官员化。 实践表明, 只有校长以教育家为奋斗目标而不是以行政级 别为努力方向, 高校管理事务的专业性才会受到尊重, 院校研究才能大有可为。 在现有体制下, 公立大学是事业单位, 校长属于“干部”身份, 任期有明确的 规定, 但随时有可能更换。 在官场逻辑下, 对于大学校长而言, 显性的政绩激励 往往占据主导地位, 基于院校研究的科学决策不被重视。相反, “大学校长”若 不只是一个岗位而是一份职业, 大学校长势必更加重视自己的职业发展而非位 置更换, 而要实现自身的职业发展, 校长自然而然会重视作为科学决策基础的 院校研究。 基于此, 某种意义上, 院校研究的制度化与我国大学校长群体的职业 化是一个共生的过程。 第三, 作为制度化的关键环节, 在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框架下, 我们 应努力使院校研究嵌入大学治理体系, 成为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和治理组织的 “关键一环”。由于缺乏相应的传统, 对于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而言, 院校研究是一个外生的制度。作为外生制度, 院校研究机构若要发挥作用必须 “嵌入”现行大学治理体系, 而不能一直像个“装饰物”一样“外挂”在治理 体系之外。 在现有大学治理体系中, 院校研究要切实服务于行政管理决策的科学 化, 首先要与高校内部相关职能部门“无缝”衔接, 与职能部门共同创造和经 营高校内部行政管理科学决策的供需市场。 院校研究机构要主动为学校及相关职 能部门行政管理的科学化出谋划策, 而不能只是被动地进行任务式研究。 在实现 大学法人治理的过程中, 院校研究机构应以独立的、批判的、建设性的政策研究 为高校管理事务的持续改进提供专业支持。 参考文献 [1]刘复兴.国外教育政策研究基本文献讲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115. [2]理查德·F·埃尔莫尔.二十位教育先行者对教育改革的反思[M].张建惠,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3. [3]拉高尔朱布·纳伊曼.世界高等教育的探讨[M].令华, 严南德, 译.北京:教 育科学出版社, 1982:13. [4]罗伯特·波斯特.民主、 专业知识与学术自由——现代国家的第一修正案理论 [M].左亦鲁, 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37. [5]乔治·凯勒.大学战略与规划:美国高等教育管理革命[M].别敦荣, 译.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5:228. [6]莱文.教育改革——从启动到成果[M].项贤明, 洪成文, 译.北京:教育科学 出版社, 2004:18. [7]POPKEWITZ T S.教育改革的政治社会学:教学、师资培育及研究的权力/知识 [M].薛晓华, 译.台北: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2007:19. [8]王建华.重温“教学与科研相统一”[J].教育学报, 2015, 11 (3) :77-86. [9]刘献君, 魏署光.院校研究中国化:问题、 理论与实践——刘献君教授专访[J]. 苏州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2015, 3 (1) :74-82. [10]陆建德.自我的风景[M].广州:花城出版社, 2015:代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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